货运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为挂靠车辆取得国家道路运输经营资质供挂靠方使用是被挂靠方的主要义务，具体体现为办理营运证。根据举证规则，应由被挂靠方举证证明其已办妥营运证的事实。如审查发现“未办理营运证”“营运证失效或注销后未及时补办”的，一般可认定被挂靠方未办理营运证的事实成立，进而可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判令合同解除。

实践中，被挂靠方往往会抗辩合同并未约定其负有办理营运证的义务，或辩称挂靠方仍正常运营车辆且未提出过异议，故合同目的仍可实现。该抗辩理由不宜认可，理由在于：

• 一是被挂靠方是否负有该项义务，与有无书面约定并无必然联系。如双方法律关系符合货运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的特征，且通过具体行为表现可认定双方签约时存在挂靠合意的，一般应认定被挂靠方负有为挂靠车辆办理营运证的义务。
• 二是挂靠方明知或默认无营运证或营运证失效仍持续运营车辆的，不宜当然解释为对被挂靠方主要合同义务的免除。法院必须充分考虑到被挂靠方客观上存在的优势地位，且无证运营的状态亦有损国家道路运输经营等公共秩序。

货运车辆的正常运营状态一般涉及保持正常运营的技术状态、满足行政机关基本管理要求两方面。就车辆技术状态而言，如车辆因一方违约行为导致无法满足一般运营车辆应有的技术状态、极可能造成重大事故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主张合同解除。就货运车辆行政管理而言，主要涉及车辆的强制检验。依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车辆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三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应当强制报废。因此，如一方无故迟延办理车辆检验手续以致机动车符合强制报废条件的，应认定车辆正常运营状态难以维系，另一方可主张合同解除。

车辆能否挂靠经营显然受到行政机关管理的直接影响。行政机关采取新的行政措施，可能会产生营运证无法办理、被注销后无法补办或车辆无需再行办理营运证件等后果，客观上因被挂靠方无法履行挂靠登记义务而构成违约，显然属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种情形下，应注意审查该行政行为及后果是否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情形。

（1）如符合“情势变更”构成要件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法院可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依法解除合同。

（2）如查明行政机关的管控呈逐年趋紧的态势，当事人对此存在一定预期的，法院在认定合同是否需解除时，宜本着谨慎原则，仔细认定双方合同目的是否达到、继续履行合同是否会导致利益严重失衡等因素综合判断。

货运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一般为一年以上。在此期间，挂靠方虽多为实际车主，但因车辆登记于被挂靠方名下，其需承担车辆被名义车主擅自处分的风险；被挂靠方虽收取挂靠费用，但因不实际运营车辆，其需承担挂名运营、道交事故的责任风险。因此，挂靠经营合同建立在双方愿意互担风险的基础之上，有赖于合同双方的信赖关系，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人身信任属性。

如案例一中，车辆登记于A公司名下，但实际由赵某占有使用。如赵某拒不配合，即使法院判决合同继续履行，营运证也难以再行办理。在查明双方难以达成合意的情形下，法院如可确信双方合作的信任基础丧失、合作不可能再行继续的，可判令合同解除。

对车辆所有权归属的审查应注意区分名义车主和实际车主，不可仅依车辆登记判定所有权归属。依据《民法典》第224、225条规定，车辆物权的设立自交付时发生效力，车辆登记仅具有公示及对抗效力而非物权效力。法院应综合出资及实际占用情况，以“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确定车辆所有权归属。

如案例二中，系争车辆登记于B公司名下，购车凭据记载的购车人亦为B公司，但该凭据却为钱某保管。考虑到车辆一直由钱某实际占用运营，且就车辆可排除其他法律关系存在。如B公司对凭据保管情况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则可推定车辆所有权归属于钱某。

一般而言，基于裁判文书中车辆所有权的确权判项，车辆所有权人即可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然而，各地主管部门对于货运车辆过户可能存在限制性的规定或政策，且呈现相对多样可变的特点，较难把握。因此，为避免讼累、便于执行，如当事人明确提出要求协助办理过户诉请的，法院可予支持，判令对方限期协助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在文书说理时可作诸如“具体过户手续的办理应基于现时当地行政机关的相关规定与具体政策”等类似释明。判决主文可写明过户车辆的型号、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但应避免采用“××号牌车辆”的表述方式。如机动车已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则不宜判令车辆过户。

车辆号牌涉及资质审查审批，属于行政调整范畴，即便挂靠方表示自愿承担过户不能的后果或与被挂靠方协商一致过户给第三方的，司法机关仍不宜处理。理由如下：

一是支付对价不是取得车辆号牌的判定标准。车辆号牌的归属与车辆所有权归属存在明显差异，车辆号牌本身仅具有成本价值，其真实价值在于行政部门赋予的车辆上路许可资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至9条规定，车辆号牌必须向公安机关申领且需符合公安部部门规章的具体规定。由此可见，车辆号牌体现的不是纯粹的民商事法律关系。

二是司法机关判令车辆号牌过户有干涉行政管理之嫌。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8、19、21、52条规定，车辆号牌不得转让过户。挂靠方经法院确权为车辆所有权人，其申请办理车辆转移登记的，公安机关或将收回号牌，或将公告原号牌作废，挂靠方无法取得车辆号牌。原车辆所有人即被挂靠方在转移登记后，其申请办理新购机动车注册登记的，可向公安机关申请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因此，挂靠方无法当然取得号牌。法院如判令连车带牌一起过户，则有违行政机关实施机动车登记管理的宗旨。如案例三中，孙某虽诉请将车牌过户至其名下，但基于前述考量，即便其自愿承担执行不能的后果，法院也不宜支持孙某的这一诉请。

被挂靠方要求结算垫资款的依据仅为合同记载，挂靠方又提出有效抗辩的，法院可要求被挂靠方对此进一步举证。在仅有合同约定并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宜认可被挂靠方的结算主张。如案例三中，C公司仅以合同约定存在垫资款，但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相应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需要注意的是，经审查相关款项属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如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等，法院宜向双方释明另案解决。